离婚时，约定房产给其中一方，或者给儿女，能否对抗执行，不同案件有不同结论。本文收集最高人民法院、高级法院等九个案例，可以给大家提供参考。

最高法判例一：房产请求权较于形成在后的一般金钱债权具有优先性，即使没有过户，也可以对抗执行。

法院观点：

第一，离婚协议约定有效，女方可以向不动产登记机关请求登记为所有权人，但是房产的按揭尚未还清，抵押权人是否同意变更尚不确定，因此女方尚不是房产的所有权人，法院不支持女方确认所有权的诉讼请求。

第二，女方享有的是针对房产要求变更为所有权人的请求权，债权人享有的是基于男方保证义务的一般债权，并非基于房产公示而产生。女方的权利产生在前，债权人的权利产生在后，债权人的权利在内容上也没有优先性，因此法院支持女方停止对房产强制执行的诉讼请求。

案件：张红英、万仁辉二审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42号

最高院认为：

（一）关于张红英能否确认为案涉房产所有权人。

本院认为，张红英与成清波于2008年10月20日协议离婚时，双方在《离婚协议书》中约定，“上海××新区潍坊××街坊××潍坊××室【沪房地浦字（2008）第×号】房产归女方（张红英）所有”，该《离婚协议书》上加盖了深圳市罗湖区民政局婚姻登记专用章，说明案涉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的分割经过了民政部门的备案，无证据证明该离婚协议系虚假或伪造，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张红英、成清波针对案涉房产分割达成的前述协议，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

由于案涉房产并未办理所有权登记变更手续，目前仍登记在成清波名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关于“不动产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本案仅凭案涉离婚协议无法发生讼争房产物权变动效力。但张红英可基于离婚协议对案涉房产归属的约定，向不动产登记机关请求变更登记其为房产所有权人，该请求能否实现，取决于是否有足以阻止该变更登记的情形发生，如在按揭贷款未全额偿还的情况下抵押权人是否同意变更登记等，故尚处于不确定状态。因此，现阶段张红英对案涉房产仅享有请求不动产登记机关进行所有权人变更登记的权利，尚不具备直接确认其享有所有权的基础和条件，本院对张红英请求确认对案涉房产享有所有权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

（二）关于张红英对案涉房产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

本院认为，综合本案具体情况，张红英虽不能直接确认为案涉房产所有权人，但其对该房产享有变更登记为所有权人的请求权，该请求权可以排除人民法院根据万仁辉的申请对案涉房产的强制执行。理由是：

一方面，从两种请求权产生的时间来看，张红英对案涉房产享有的请求权是基于2008年其与成清波签订的离婚协议产生，而万仁辉享有的请求权是基于2011年成清波出具的担保《承诺书》产生。张红英的请求权成立在前，其与成清波不存在通过离婚协议预定转移、逃废此后成清波可能发生的担保债务。万仁辉的请求权与张红英的请求权相比较，在时间上不具有优先性。

另一方面，从两种请求权的性质和内容来看，张红英享有的是针对案涉房产要求变更登记为所有权人的请求权，而万仁辉享有的是针对成清波的一般金钱债权，该金钱债权并非基于对案涉房产公示的信赖而产生。具体而言，成清波为富源贸易公司向万仁辉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时，未将案涉房产设定为抵押担保物，万仁辉亦并非基于成清波名下登记有案涉房产而同意其为借款人富源贸易公司提供保证担保。因而，万仁辉的金钱债权请求权与张红英的所有权变更登记请求权比较，在性质和内容上亦不具有优先性。故张红英关于停止对案涉房产强制执行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最高法判例二：离婚协议中约定夫妻所有房屋归子女所有，优于形成在后的一般金钱债权，可以对抗执行。

离婚协议中约定夫妻所有房屋归子女所有，子女享有将房产的所有权变更登记至其名下的请求权，且该约定具有生活保障功能，优于形成在后的一般金钱债权，故可以排除强制执行。

案件：郑州市顺德丰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吕蔚然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5671号

经二审法院查明，刘惠敏夫妻于2009年5月21日签订《离婚协议书》，约定诉争房产归女儿吕蔚然所有，该约定是就婚姻关系解除时财产分配的约定，在诉争房产办理过户登记之前，吕蔚然享有的是将诉争房产的所有权变更登记至其名下的请求权。综合比较该请求权与顺德丰公司对刘惠敏所形成的金钱债权，吕蔚然享有的请求权远远早于顺德丰公司对刘惠敏形成的金钱债权，具有特定指向，系针对诉争房产的请求权，且诉争房产作为刘惠敏夫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夫妻共同财产，婚姻关系解除时双方约定归女儿吕蔚然所有，具有生活保障功能，吕蔚然的请求权应当优于顺德丰公司的金钱债权。二审判决从吕蔚然的请求权与顺德丰公司的金钱债权所形成的时间、内容、性质以及根源等方面分析考量，最终认定吕蔚然对诉争房产所享有的权利能够阻却顺德丰公司对案涉房产的执行，有理有据，并无不当。

最高法判例三：离婚协议中约定房产归子女所有，未过户不能对抗法院强制执行

要旨：离婚协议中约定房产归子女所有，未将房产过户给子女的，在房屋登记的所有权人存在债务被法院强制执行时，子女不能以父母离婚协议约定房产归其所有为由对抗法院强制执行。

【裁判要旨】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刘计与其妻刘艳云签订的《离婚协议书》中约定案涉房产归儿子、女儿所有，各一个单元，该约定应视为刘计与其妻刘艳云将房产赠与儿子、女儿的意思表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28条规定：“公民之间赠与关系的成立，以赠与物的交付为准。赠与房屋，如根据书面赠与合同办理了过户手续的，应当认定赠与关系成立；未办理过户手续，但赠与人根据书面赠与合同已将产权证书交与受赠人，受赠人根据赠与合同已占有、使用该房屋的，可以认定赠与有效，但应令其补办过户手续。”根据该规定，赠与关系的成立，必须以赠与物的交付为准，对于房屋则必须办理过户手续，否则赠与关系不成立。

本案中，刘计、刘艳云仅是在《离婚协议书》中对赠与房产作出了意思表示，协议虽然对刘俊驰设定了利益，但该利益是否实现取决于刘计、刘艳云是否现实履行赠与房产的产权过户义务。《离婚协议书》作出后，刘计、刘艳云并未将房产办理至其子女名下，而是办理至刘计名下。

对于本案中的房产赠与而言，在刘计将房产过户至刘俊驰之前，赠与关系并未成立，刘俊驰对于房产不享有所有权。即使刘计已将房屋的产权证书交与刘俊驰，但因《离婚协议书》是刘计、刘艳云之间对于离婚财产如何处理的安排，而并非是刘计与其子女之间签订的书面赠与合同，也不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认定赠与有效。

至于刘俊驰申请再审认为刘计未在离婚后一年内撤销赠与因而赠与有效的问题，因本案中赠与关系并未成立，不存在撤销的必要，刘计是否作出撤销的意思表示都不能产生房产所有权发生变化。

关于刘俊驰申请再审认为应参照适用《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的问题，《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是买受人对于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如何处理的规定，而本案中刘俊驰是受赠人，两者之间的法律关系存在重大区别，不存在参照适用的条件。

综上，案涉房产所有权并未发生转移，刘俊驰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

【案例索引】

案号：（2018）最高法民申6053号，审理法院：最高人民法院

【评析】

从本案例，可以总结出以下几个要点：

一、若房产归夫妻共有或者归夫妻一方所有，夫妻离婚时，在《离婚协议书》中约定房产归子女的，该约定应视为将房产赠与给子女的意思表示。

二、赠与关系的成立，必须以赠与物的交付为准，对于房屋则必须办理过户手续，否则赠与关系不成立。

三、对于房产赠与而言，在赠与人将房产过户至受赠人之前，赠与关系并未成立，受赠人对于房产不享有所有权，不能对抗法院的强制执行。

四、《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是买受人对于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如何处理的规定，相比赠与，两者之间的法律关系存在重大区别，不存在参照适用的条件。

因此，离婚协议中约定房产归子女所有，未将房产过户给子女的，在房屋登记的所有权人存在债务被法院强制执行时，子女不能以父母离婚协议约定房产归其所有为由对抗法院强制执行。

最高法判例四：离婚协议约定房屋归一方所有，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不能排除执行

案例要点：

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虽然夫妻双方签订《自愿离婚协议书》，约定涉案房产归夫妻一方所有，但是双方未进行不动产物权的转让登记，物权的转让不发生效力，涉案房产仍属于夫妻共同所有。该约定不能排除人民法院对标的物的强制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最高法民申3915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周凤珠。

最高法院认为，本案再审审查的核心问题是：周凤珠对于作为执行标的物的涉案房产，是否具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

第一，《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夫妻一方对外担保之债能否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复函》（〔2015〕民一他字第9号）规定，夫妻一方对外担保之债不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1月19日作出(2015)日商初字第215号民事调解书，周春海对江苏宝通镍业有限公司应向山东福宝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支付回购货款及收益50591600元的本金和利息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属于对外担保之债，根据上述复函的规定，涉案债务不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周凤珠与周春海于1991年9月27日结婚，于2015年7月28日自愿离婚；2012年10月，周春海购买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扬路xxx号xxxx室、xxxx室房产。该房产购买于周凤珠与周春海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虽然只登记在周春海一人名下，但是在周凤珠、周春海未举证证明归个人所有的情况下，根据婚姻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应为夫妻共同财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虽然周凤珠与周春海于2015年7月28日签订《自愿离婚协议书》，约定涉案房产归周凤珠所有，但是双方未进行不动产物权的转让登记，物权的转让不发生效力，涉案房产仍属于周凤珠与周春海夫妻共同所有。

第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对被执行人与其他人共有的财产，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本案涉案债务虽然属于周春海个人债务，但是涉案房产属于周凤珠与周春海夫妻共同所有，人民法院可以执行。因此，一审法院驳回周凤珠关于排除对涉案房产执行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处理结果亦无不当。

第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予以维持。本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说理中认为涉案债务属于周凤珠与周春海夫妻共同债务，在适用法律上存在不当之处，但是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因此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周凤珠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再审情形。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周凤珠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刘银春

审 判 员 付少军

审 判 员 司 伟

二〇一七年十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武泽龙

最高法判例五：在债权人提起诉讼之后，约定夫妻共同所有房屋归一方所有，即使办理过户登记的，也不能对抗执行。

案件：青岛威邦贸易有限公司、江苏宝通镍业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执行审查类执行裁定书（2018）鲁11执异39号

相关事实：

2015年7月28日，周春海与周凤珠签署自愿离婚协议书，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处分，其中一项约定原登记在周凤珠名下的上海市邯郸路159号8H、8I房产归周凤珠所有。2016年1月11日，周凤珠与周峰签订赠与合同，周凤珠将该房产无偿赠与周峰。

关于上海市邯郸路159号8H、8I房产，该房产虽于2016年2月1日转移登记在周峰名下，但在周春海与周凤珠离婚之前，该房产属于周春海与周凤珠的夫妻共同财产，在被执行人周春海已负有涉案债务的情况下，周春海应以其包括该房产个人所有份额在内的个人全部财产偿还涉案债务。

周春海在具备偿还涉案债务能力的情况下，与周凤珠自愿协议离婚并分割财产，应保留足以偿还涉案债务的个人财产份额，换言之，周春海个人财产应首先用于偿还个人债务。实际上，周春海在案件进入诉讼阶段后的较短时间内，即与周凤珠协议离婚并自愿分割财产，但从二人离婚协议看，在并没有证据证明周春海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具有重大过错的情况下，将绝大部分夫妻共同财产划归周凤珠所有，财产处分明显不平等，对周春海偿还涉案债务的能力构成了实质性削弱，且对申请执行人威邦公司的债权构成了损害。

因此，周峰关于上海市邯郸路159号8H、8I房产的异议理由不成立。据此，案外人周峰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认定其对涉案房屋享有足以阻却法院强制执行的权利，周峰的异议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

最高法判例六：离婚约定房产赠与子女,未过户子女对于该房产不享有所有权。

裁判要旨

《离婚协议书》约定将房产赠与子女后但并未办理过户至该子女名下的，即使已将房屋产权证书交予子女，赠与关系亦并未成立，子女对于该房产不享有所有权。《离婚协议书》是离婚的夫妻之间对于离婚财产如何处理的安排，而并非是与其子女之间签订的书面赠与合同，也不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28条的规定认定赠与有效。

（2018）最高法民申6053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刘俊驰，男。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王义珠，男。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李海山，男。

一审第三人：迁安市马兰庄镇四方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河北省迁安市马兰庄镇柳河峪村北。

法定代表人：刘计，该公司董事长。

一审第三人：刘计，男。

一审第三人：迁安市马兰庄镇兴云铁选厂，住所地河北省迁安市马兰庄镇柳河峪村北。

法定代表人：陈国才，该厂经理。

一审第三人：陈国才，男。

再审申请人刘俊驰因与被申请人王义珠、李海山及一审第三人迁安市马兰庄镇四方有限责任公司、刘计、迁安市马兰庄镇兴云铁选厂、陈国才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冀民终5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刘俊驰申请再审称，1.一、二审法院认定刘计对案涉房产、产权证仍然行使控制权，缺乏证据证明，是错误的。案涉房产的原产权人刘计、刘艳云未在法定期间内申请撤销将案涉房产分给刘俊驰的约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案涉房产已经归刘俊驰所有。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婚姻法解释二》）第八条第一款规定，如果刘计或刘艳云对离婚协议中将案涉房产赠与刘俊驰的条款反悔，要求撤销或变更的，其应当在登记离婚后一年的除斥期间届满前提起诉讼，而二人在除斥期间均未提出诉讼，且至今未提出任何异议，因而刘俊驰自2009年9月1日起就是案涉房产的所有权人。

刘俊驰提交了案涉房产所在物业公司北京茂华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等，足以证明刘俊驰自2013年回国开始，就一直实际占有、使用案涉房产。同时也证明了刘计、刘艳云已经按照离婚协议的约定将案涉房产实际交付给了刘俊驰。刘计长期在河北省生活和工作，不可能实际占有控制位于北京的案涉房产。案涉房屋产权证办理在刘计名下的行为仅是按照购房合同约定的后续履行行为，并不能证明是刘计对离婚协议约定内容的撤销或变更。

2.一、二审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

一、二审判决认定刘计和刘艳云对共同财产的分割仅是双方赠与的意思表示，刘计、刘艳云可以撤销或变更，明显是适用法律错误。离婚协议中对子女赠与的条款不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的任意撤销权，不能任意撤销，而应当适用专门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根据《婚姻法解释二》第八条、条九条的规定，即使是刘计、刘艳云要撤销对刘俊驰的赠与，也应当在离婚后一年内提出，即2009年9月1日前提出。逾期后，其已无权撤销或变更。故一、二审法院认定刘计、刘艳云可以撤销或变更对刘俊驰的赠与条款，明显是适用法律错误。

一、二审法院仅以刘计以案涉房产为抵押物为再婚配偶田晓霞银行贷款提供担保，就认定刘计对案涉房产仍然行使控制权，并以此为由没有支持刘俊驰不予执行案涉房产的申请，是错误的，明显是以公权力擅自干预私权利，严重违反了《婚姻法解释二》等法律规定，适用法律明显错误。

一、二审判决认定刘俊驰依据《离婚协议书》而享有的请求案涉房产过户的权利不足以阻却执行，是错误的。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刘俊驰依据《离婚协议书》而享有的请求案涉房产过户的权利足以阻却执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确定的相关裁判规则，刘俊驰依据《离婚协议书》而享有的请求案涉房产过户的权利亦足以阻却执行。3.一、二审判决实际上确立了离婚协议中已经分割他人的财产亦可强制执行的裁判原则，严重违背了公平公正的基本原则，且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综上，刘俊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申请再审。

本院经审查认为，刘计与其妻刘艳云签订的《离婚协议书》中约定案涉房产归儿子、女儿所有，各一个单元，该约定应视为刘计与其妻刘艳云将房产赠与儿子、女儿的意思表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28条规定：“公民之间赠与关系的成立，以赠与物的交付为准。赠与房屋，如根据书面赠与合同办理了过户手续的，应当认定赠与关系成立；未办理过户手续，但赠与人根据书面赠与合同已将产权证书交与受赠人，受赠人根据赠与合同已占有、使用该房屋的，可以认定赠与有效，但应令其补办过户手续。”

根据该规定，赠与关系的成立，必须以赠与物的交付为准，对于房屋则必须办理过户手续，否则赠与关系不成立。

本案中，刘计、刘艳云仅是在《离婚协议书》中对赠与房产作出了意思表示，协议虽然对刘俊驰设定了利益，但该利益是否实现取决于刘计、刘艳云是否现实履行赠与房产的产权过户义务。《离婚协议书》作出后，刘计、刘艳云并未将房产办理至其子女名下，而是办理至刘计名下。对于本案中的房产赠与而言，在刘计将房产过户至刘俊驰之前，赠与关系并未成立，刘俊驰对于房产不享有所有权。即使刘计已将房屋的产权证书交与刘俊驰，但因《离婚协议书》是刘计、刘艳云之间对于离婚财产如何处理的安排，而并非是刘计与其子女之间签订的书面赠与合同，也不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认定赠与有效。

至于刘俊驰申请再审认为刘计未在离婚后一年内撤销赠与因而赠与有效的问题，因本案中赠与关系并未成立，不存在撤销的必要，刘计是否作出撤销的意思表示都不能产生房产所有权发生变化。关于刘俊驰申请再审认为应参照适用《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的问题，《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是买受人对于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如何处理的规定，而本案中刘俊驰是受赠人，两者之间的法律关系存在重大区别，不存在参照适用的条件。综上，案涉房产所有权并未发生转移，刘俊驰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无不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刘俊驰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王友祥

审判员 肖 峰

审判员 谢爱梅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李雪薇

判例七（山东高级人民法院）：房产赠与儿子的行为发生在男方已经被债权人起诉之后 不能排除执行

（2018）鲁11执异39号

2015年男女离婚，约定房产归女方所有，2016年女方自愿将房产赠与儿子。男方因为债务被债权人起诉，法院准备强制执行该房产，儿子提起执行异议。

法院认为，第一，该房产系男方全部出资购得，儿子没有出资，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男方因为个人债务被执行，法院查封夫妻共同财产并无错误。

第二，男方办理离婚及随后女方将房产赠与儿子的行为发生在男方已经被债权人起诉之后，在男方在婚姻中并无重大过错的情况下将房产划归女方所有，明显不平等，对债权人的利益构成损害。

判例八（山东高级法院）：离婚协议在前，男方负债在后，但是房产被查封之前，女方一直没有申请变更登记，不能对抗执行。

（2018）鄂民申2426号

法院认为，虽然离婚协议在前，男方负债在后，但是房产被查封之前，女方一直没有申请变更登记，根据物权法相关规定，女方不能对抗强制执行，一审二审法院判决不当，裁定指令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

判例九（湖北高院）约定登记在一方名下的房产归另一方所有但尚未办理过户的，依据抵押权优先原则，不得排除强制执行。

案件：龙旭英、赵琍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2018）鄂民申2426号

湖北省高院认为：

根据一、二审查明的事实，涉案房屋登记所有权人为董文杰，登记时间为2007年9月13日，董文杰与赵琍于2008年5月8日协议离婚，双方协商将该房屋分配给赵琍，涉案借贷及担保行为发生于2009年6月，涉案房屋于2013年5月3日被人民法院裁定查封，于2014年4月下达拍卖裁定。

虽然涉案债务发生于董文杰与赵琍离婚之后，但在双方签订离婚协议之后涉案房屋办理土地使用权证书时仍将土地使用权人登记为董文杰，至涉案房屋被人民法院查封、拍卖之前，赵琍均未申请将房屋变更登记至其本人名下，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向董文杰主张协助办理变更过户登记，或存在涉案房屋不能办理变更登记的客观情况，以及涉案房屋在被人民法院查封、拍卖前由其本人居住或使用等事实，涉案房屋也并非赵琍的唯一居住处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的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应以物权登记为准，赵琍依离婚协议享有的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请求权不足以对抗物权登记的效力，其不因此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

关于离婚协议约定登记在一方名下的房产归另一方所有但尚未办理过户的，另一方当事人享有请求不动产登记机关进行所有权人变更登记的权利是否优先于形成在后的一般金钱债权，即是否可以排除强制执行时，司法实践中存在不同的观点。例如在重庆市高院审理的（2018）渝民申472号案件中，重庆市高院则认为上述情形下，当事人享有请求不动产登记机关进行所有权人变更登记的权利不能优先于形成在后的一般金钱债权，故不能排除强制执行。

案件：胡川与顾平东胡广龙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申诉、申请再审民事裁定书（2018）渝民申472号

判例九（重庆市高院）：虽然离婚协议约定诉争房屋归子女，但没有变更登记，不能对抗执行

本案中，胡广龙、王英在2014年1月签订离婚协议约定诉争房屋归胡川所有，但直至2016年6月该房屋被人民法院裁定查封时，胡广龙、王英仍未将该房屋的所有权人变更登记为胡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诉争房屋的所有权人为胡广龙、王英，而非胡川。胡川申请再审主张胡广龙、王英的离婚协议属于生效法律文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诉争房屋的所有权人为胡川。《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导致物权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的，自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生效时发生效力。”因胡广龙、王英签订的离婚协议不属于上述法律规定的法律文书、征收决定，故胡川的上述申请再审理由不成立。胡川申请再审还主张其享有要求胡广龙、王英将诉争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到自身名下的请求权，该请求权优先于顾平东对胡广龙享有的金钱债权，且有相似案情的法院判决书能够证明胡川对诉争房屋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本案中，胡广龙、王英签订的离婚协议虽然约定诉争房屋归胡川所有，但胡川并不能根据该约定而享有该房屋的所有权或其他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其举示的法院判决书也非能够证明其对诉争房屋享有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证据，故二审法院认定胡川对该房屋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并无不当。

如果您有婚姻家庭方便的问题可以咨询律师兄婚姻家庭纠纷在线律师！

【点击进入】北京婚姻家庭律师 

【免责声明】：

本网站对转载、分享的内容、陈述、观点判断保持中立，不对所包含内容的真实可靠性或完善性提供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证，仅供读者参考!

【版权声明】：

本文图文转载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参考之用，禁止用于商业用途，如涉及作品内容、版权和其他问题，请我们联系删除!